[朴素专栏]林语堂的幽默观

  ■林语堂的幽默观

  林语堂被人称作“幽默大师”,主要是因为他的随笔创作,林语堂随笔写作中的的幽默乃一家之长,他不会用笑话引人发笑,而是在生活中捕捉有幽默感的事物透出哲理,并使人会心一笑。如在《粘指民族》里,为了揭露国民党史官僚搜刮民脂民膏的丑行,他用“粘性液质“这一貌似荒诞事实的渲染营造出幽默的意境和氛围。当然,我更喜欢他生活气息浓郁的幽默风格,如《我怎样买牙刷》、《冬至之晨杀人记》等,读来令人哑然失笑,妙趣横生。林语堂精通中、英文,学贯中西,广闻博见。他最先引进幽默一词,在文章中也极力主张幽默,有了丰富的文化蕴,所以在《论幽默》、《论孔子的幽默》、《论解嘲》等文章中旁征博引,精彩的例证是信手拈来,随处可见。

  幽默本身一直存在于人类文化生活之中,但中国传统文论中并无幽默一词。幽默一词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,林语堂居功至伟,是他首创把英文Humour音译为幽默。林语堂最初给文坛留下的有影响的文章是两篇提倡“幽默”的作品,即1924年5月23日发表在《晨报副刊》上的《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》以及1924年6月9日刊于《晨报副刊》的《幽默杂话》。他在《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》一文中写道:“我早就想要做一篇论‘幽默’(Humour)的文,讲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。(‘幽默’或作‘诙摹’,略近德法文音。)中国人虽素来富于‘诙摹’,而于文学上不知道来运用他及欣赏他。于是‘正经话’与‘笑话’遂截然分径而走:正经话太正经,不正经话太无礼统。不是很庄重的讲什么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,便是完全反过来讲什么妖异淫秽不堪的话。”而在《幽默杂话》中,林语堂自问自答,更是对幽默作淋漓尽致的阐述。

  不过真正对幽默作系统阐述的文章当属林语堂的另一篇文章《论幽默》。其开篇就说:“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,所以一国的文化,到了相当程度,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。人之智慧已启,对付各种问题之外,尚有余力,从容出之,遂有幽默–或者一旦聪明起来,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,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、矛盾、偏执、自大,幽默也就跟着出现。” 1932年9月16日,林语堂和潘光旦、李青崖、邵洵美、章克标等发起创办的《论语》问世,《编辑后记》中这样解释刊名:“我们同人,时常聚首谈论……这是我们‘论’字的来源。至于‘语’字,就是谈话的意思,便是指我们的谈天。”这份半月刊以“幽默闲适”和“性灵嬉笑”见长,借“笑”暴露黑暗现实,有讽世之意。它可谓一鸣惊人,创刊号屡次加印,每期发行量很快达到三四万册。随即,幽默刊物纷纷亮相,幽默文章成为时尚,以至翌载被称作上海文坛的“幽默年”。

  不过当时文坛的巨匠鲁迅先生对林语堂的“幽默”文学始终抱有敌意,最开始鲁迅似乎还是支持林语堂所提倡的性灵、幽默文学,后来鲁迅则语含讽刺地说“轰的一声,天下无不幽默”(鲁迅:《一思而行》)。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,没有幽默可言。在血与火的斗争中,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:“只要我活着,就要拿起笔,去回敬他们的手枪。” 再后来鲁迅觉得林语堂似乎是不可救药了,“以我的微力,是拉他不来的”,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,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,先后写了《骂杀和捧杀》、《读书忌》、《病后杂谈》、《论俗人应避雅人》、《隐士》等。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《太白》上的《天生蛮性》,全文只有三句话:辜鸿铭先生赞小脚;郑孝胥先生讲王道;林语堂先生谈性灵。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,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。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,声称“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” (林语堂:《行素集·序》),同时写了《作文与作人》、《我不敢再游杭》、《今文八弊》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。

  以今天之眼光来观鲁迅与林语堂的“幽默”之争,我觉得鲁迅也有其不是的地方。文学创作本宜百花齐放,可以投枪,可以匕首,可以嬉笑怒骂,自然也可以幽默,可以性灵,可以风花雪月,又何必仅仅是一种严峻批判的面孔呢。你鲁迅愿意投枪、愿意匕首,但也不必拉上所有的人。在任何政党的统治下,人民都需要日常生活,这是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控制的。如果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幽默,我觉得是比较偏激的说法;鲁迅曾说:中国并无幽默,要有,也只有“将屠夫的凶残,使大家化为一笑,收场大吉”一类的东西。然而我倒觉得越是在血与火的人生中,越是需要幽默与宽容。人生离不开幽默,幽默是死水般的生活里的一抹亮色。鲁迅先生活在绝望之中,故对日常人生里的幽默抱以仇恨的心理。

  关于“幽默”,世间的论者各有所见。据说,幽默的特性在于微妙的常识、智慧、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,他逃避复杂和严肃。譬如英国萧伯纳认为:“幽默定义是不能下的,这是使人发笑的一种主要的原素。”美国马克·吐温认为:“有的人对幽默具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领会,只看到一千种低级、琐碎的事物的可笑一面。而世界上还有一万种高级的滑稽可笑的东西。”卓别林则说:“所谓幽默,就是我们在看来是正常的行为中觉察出的细微差别。通过幽默,我们在貌似正常的现象中看出了不正常的现象,在貌似重要的事物中看出了不重要的事物。”中国的作家老舍认为:“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,是由事物中看出可笑之点,而技巧的写出来。笑里带着同情,而幽默乃通于深奥。”学者钱钟书另有高见,其云:“幽默当然是用笑来发泄,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。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,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,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。” 而林语堂是这样认为的:“愈是空泛的,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,其情调自然愈深远,而愈近于幽默本色。”

  应该说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文章吸取了东西方关于幽默的精华,同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在《论幽默》一文的结尾他这样写道:“因此我们知道,是有相当的人生观,参透道理,说话近情的人,才会写出幽默作品。无论哪一国的文化、生活、文学、思想,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。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,其文化必日趋虚伪,生活必日趋欺诈,思想必日趋迂腐,文学必日趋干枯,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。其结果必有天下相率而为伪的生活与文章,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,内心上老朽霉腐,五分热诚,半世麻木,喜怒无常,多愁善病,神经过敏,歇斯的利,夸大狂,忧郁狂等心理变态。《论语》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伪的通电宣言,为功就不小了。”话说的不错,但最后一句“《论语》若能叫武人政客少打欺伪的通电宣言”则过于天真与书生气了。这与世故老辣的鲁迅相比,确实有很大的距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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